在寺廟興修的過程中，往往需要透過信徒捐贈物資財物，來支持建廟的工作，在寺廟興修完成後，會將捐貲者的姓名及所捐資產、銀數，刻於石碑上，立一方「捐題碑」。

從宗教信仰上看，信徒捐貲建廟會積累極大的功德，為自己帶來福報，利用刻碑列名的方式，將自己捐貲行善的事蹟公諸於世，等於也為自己未來的福報，樹立了明顯的標記。在本團隊訪查到的「日明治34年二張犁伯公重修捐題碑」上，就刻錄了4名經理人和詹其鳯等29名信徒的姓名和所捐銀錢數目；捐銀越多，福報越大，當行善積德觀念成為一種普遍流行的觀念，它就會轉化成一種文化制約機制，無形中導引民眾透過對寺廟的捐獻、資助、敬拜累積功德，從而寺廟、村落居民和其宗教文化行為產生有機的連結，成為一種結合有形具體空間和無形社會、文化觀念的結構。
另外，寺廟的籌措、捐助和建立主要還是由地方領導菁英、大家氏族所帶動的，從寺廟捐題列名，我們還可以看到客家宗族移墾發展的痕跡。「日明治34年二張犁伯公重修捐題碑」上捐貲人數較多的主要有江、余、蕭3姓客家人氏。其中平和江氏來臺祖為第十七世江維融，生於清雍正13年(1735)，再傳2世至江貴鸞，貴鸞生6子，於分家後，移居今後龍校椅里獅仔頭山下，建立公號為江合和，江家信仰活動範圍在日明治時期已跨入二張犂地界。梅縣蕭氏來臺祖蕭俊輝原籍廣東省嘉應州梅縣，堂號河南堂，約於清乾隆、清嘉慶年間移墾至二張犁。梅縣余氏來臺祖余心蘭為二張犂伯公重修的發起人，於捐題碑列名經理人，余氏原居廣東省嘉應州永福鄉金盤堡鷓鴣凹小河唇鼦頭，堂號新安堂，大約清同治年間來到後龍二張犁。

本團隊還訪查到一方「日大正十四年慈靈宮改築碑」，是後龍鎮校椅里慈靈宮建廟的捐題碑。慈靈宮位是苗栗唯一的保生大帝廟，在客家族群居多的苗栗實屬罕見，從碑上的捐貲紀錄看，地方上彭姓和魏姓兩家人士出力最多，魏氏為校椅里閩籍大姓，客籍的陸豐彭氏來臺祖為第二十二世彭祥瑤，約清乾隆年間入墾苗栗地區，傳2世後至彭朝和入墾後龍鎮校椅里，為校椅里彭氏奠基者；慈靈宮的建廟和捐題碑登載內容所反映的，正是校椅地區客家人與河洛人共處而居，共同墾拓，共同參與地方事務，一同出力建設地方的社會文化現象。 另外，石碑上也註明慈靈宮的這次改築有舉辦祀典活動，從碑文中可看出，這次活動的花費二張犁地區捐贈160元，校寄埧（現今校椅里）地方出60元，總共花了220元。透過石碑上註明的祀典範圍，我們可以推知，當時慈靈宮的信仰範圍包含現今豐富里二張犁及校椅里校椅壩，但時至今日，慈靈宮的信仰範圍已縮小到大約只剩下約校椅里八鄰至十二鄰。

臺灣的寺廟一般是由總理、董事、總事、協事等人負責寺廟的管理，這些負責管理者多為地方頭人，參與寺廟的運作，有著領頭的作用。本團隊訪查到一幀「日昭和10年新蓮寺震災復興修築紀念碑」，石碑上所著錄的捐貲人，彭達煥是日大正 9 年(1920)，新竹廳改制前，苗栗轄區的新港區區長；彭達煥、魏芽同時是日昭和 14 年(1939)苗栗郡後龍庄的街庄協議會員；余台宗和魏添貞則分別是街庄保正，余台宗是新港第一保、魏添貞是第二保。從這幀碑記我們可以見得，領頭掛名捐款修廟者多為地方頭人，帶領著地方居民參與寺廟的各項運作。 寺廟「捐題碑」除了是登載建廟捐貲者姓名及所捐資產、銀數的記錄性碑石外，細讀這些碑文，客閩宗族的移墾、寺廟祭祀圈的消長，甚至是地方政治、社會、宗教、文化事務的運作，也都同時被記錄在這一方方堅實的石碑中。 上一篇報導 更多專題報導 複製本頁連結 下一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