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向來就是一個多元的島嶼國，因此「華僑遷徙來臺」看似不足為奇，但在拜訪曾以印尼華僑身份來臺的曾瓊憲之後，驚覺他們家族的遷移史足以作為早期客家民族在原鄉、在南洋的生活寫照。曾憲瓊說，因為自己是客家人，生活在客家族群裡，因此她分享的是從小聽外婆說的、聽父親說的，以及親身的經歷。

當年客家民族在印尼除了工作需要，平時不與異族交涉，且為了避免孩子與異族接觸，長輩們都會嚴重告誡孩子：「不可以和番一起玩，如果和番一起玩，會跟他們一樣變成番」。回想起這些行為與其說客家族群在印尼團結、自我保護意識強烈，曾憲瓊認為，更正確的說法是種族的自我優越感和鄙視印尼人的行為。

廣東出洋客

西元1945年，出生在蘇拉威西島望加錫的曾憲瓊表示，歷史文獻記載漢人到南洋的時間，為明代的鄭和下西洋，那段歷史太過深遠，他們家的遷移該從她的外公謝庭南(1897-1951)說起，外公謝屋和他們曾屋都是廣東省梅縣客家人。在知識、交通、資訊各方面不發達的年代，家鄉對於東南亞地區統稱「南洋」，「印尼」則稱「南洋番人地」。

傳統社會生活型態，家裡的男丁在成年後，不管結了婚或是還沒結婚，都必須到外地去打拼，且為了賺取更多錢回家光耀門楣、修繕祖堂和興辦學堂，遠渡南洋創業也是當時的常態，於是家鄉留下的都是老弱婦孺。即便是剛結完婚的男丁，也是隻身到外地闖蕩事業，新婚妻子則留在家鄉侍奉尊親，外出的男丁每過一段時間就會送錢回家、整頓家園，同時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渡海到國外他們習稱「出洋」，她的外曾祖父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清朝年間「出洋」到馬來西亞檳城去創業。

依規返鄉祭祖並娶親

當時保守的廣東家鄉還有一個的習俗，就是男子在外地擅自娶妻是不被允許的，如果在外地出生的孩子，也都會被視為異族、為番(子)。因此在外打拼或是在外地長大的男丁到了適婚年齡，最理想狀態就是在回鄉祭祖的同時，順便完成終身大事。就如她的外公因為生長在檳城，成年後除了回鄉完成所謂的「斷根」(寓意為斷了外地的番根、番氣息)入祖歸宗儀式，並透過媒人介紹娶了出生在「漢藥先生」(中醫師)家庭的外婆李繁英(1900-1992)。

南洋生根的族群

謝庭南和李繁英，約於西元1921年結完婚後，謝庭南並未依照傳統將妻子常年留在家鄉，他先返回南洋安頓事業並為妻子辦理出洋的資料。1923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即曾憲瓊的母親謝富昭。1925年謝庭南完成所有手續，回鄉接妻兒出洋，從此扎根在印尼蘇拉威西島省會望加錫，華人習稱「錫江」。

曾憲瓊述，外公謝庭南生前是一名武術指導師，每年春節都會組獅隊帶頭去大街小巷表演「撐獅」(舞獅)，平日則經常到郊外去打獵，因此從小住在外婆家的她，兒時吃過不少的山珍野味，如山羌肉、山鹿、四腳蛇(蜥蜴)和烏龜。外公對於傳統生活禮儀堅持的態度，可視為頑固的境界。有一年新春，謝庭南與往年一樣組獅隊去表演，不慎從兩層樓高的梯子摔下，導致嚴重內傷而不治，享年53歲。

當時來自廣東、福建的客家人、漳州人或泉州人，因為身處「南洋番人地」危機感提升、自我保護意識強烈，在島上同鄉人很自然地就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組成一個生活圈，凸顯華人在外的團結與融洽。且於工作類型上可明顯的區分，此人原鄉屬於哪個地區，例如：福建、廣東省沿海地區的華人，開創事業以礦業(金礦金飾、木材業)為主。住在郊區的福州、福建人到了印尼以香料業、木材業維生。如果是梅縣山區的客家人，到了印尼都是做生意。

曾昭敦於南洋

曾憲瓊的父親曾昭敦(1922-1994)，因為他的父親早逝，在家鄉受教育至16歲即跟著堂哥出洋到蘇拉威西島謀生，20歲於巴里巴里港口獨立開設一間，以其父之名為店號的「廣萬隆商行」，店內請了7、8個員工，販賣的民生用品包羅萬象，有雜貨、五金、百貨等，還包含米糧。曾昭敦開店期間結識了謝富昭，倆人因接觸不一樣的生活環境，於婚姻方面跳脫傳統觀念，1943年正處二戰期間，他們在一個大庭院舉行西式婚禮，當時有一位日籍友人兼攝影師在拍完系列婚禮照後，因為印尼的相館設備不足，日籍友人便帶著相機搭機回國，原本計劃回到日本將相片沖洗完成，再寄給曾昭敦夫妻，不料那架飛機在半途遭飛彈擊落。

1945年曾憲瓊出生，當時正值二戰尾聲也是戰事最劇烈的階段，幾天後日本宣布戰敗退出印尼。曾昭敦夫妻因為工作忙碌，而將曾憲瓊交給外婆照顧。

曾昭敦是位非常重視教育的父親，因此曾憲瓊在6歲正常的就學年齡入學，期間曾因學校制度不完善、管理鬆散以及學習環境的品質，二度為她辦理轉學。1954年她準備上小學三年級，蘇拉威西島華人自己籌資在錫江興辦了一所新學校「印尼聯義華人小學」，父親再次為她辦理轉學。

二戰後的政變

日人戰敗退出印尼後，印尼獨立之初沒有限制華人設校，加上華人又是帶動當地經濟繁榮的最大主力，因此有華人的城鎮一定有華人學校，且為廣設華校。原本團結不分彼此的華人，在二戰結束後幾年，開始出現「前進派」(即指共產主義、共產黨)、「反共派」(即指中華民國、國民黨)區分，連同學校也開始默默的區分不同黨派所屬的學校，屬於「前進派」的學校懸掛印尼旗和五星旗；屬於「反共派」的學校懸掛印尼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孩子們受到大人們的影響，走在街上也開始出現互鬥、劃清界線的現象。

學校分黨派後，每年在慶祝國慶的活動上也相互較勁，看看誰辦的最成功，反共派普天同慶的國慶日在10月10日雙十節，前進派訂定的國慶日較早，為10月1日，兩個慶典都辦得有聲有色，其實受惠的是觀眾。 

西元1958年，曾憲瓊就讀華人學校「錫江南洋女子中學」二年級期間，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修正法令禁華文，所有定居印尼者須改國籍為印尼人，華校成為印尼學校，任教老師須為印尼籍老師。這新令，對於長期在印尼的華人來說，是一項攸關未來的重要抉擇，如果不當印尼人，還有兩條路可以選，一是返回原鄉，二是移居他鄉。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往好的方向發展，因此共產黨在發布新中國政策時，他們的宣導非常擅動人心，曾憲瓊坦言她看到那些宣導的瞬間也不免動心，許多青年因此深信新中國政策是最好的選擇，不管身邊的父母如何阻止，那些青年一批一批的偷偷搭船回去中國大陸。

忍痛拔根到臺灣…

曾昭敦在印尼創業20多年，根基已扎得很深，他們一家11口在那衣食無虞，其實印尼早已形同他們的第二個故鄉，但是要改身份當印尼人，這對曾昭敦來說等於是違逆列列先祖。想到家鄉也已改朝換代，共產制度讓他為之氣結，看著下一代面臨的教育問題，最後他決定舉家移民到陌生的臺灣。

曾憲瓊述，父親花了2年時間，忍痛將印尼所有資產連根拔起，這一拔就像是地瓜從深土裡拔起，必須扯斷所有根系，身邊親友得知父親的決定都曾勸說不如留在印尼吧。他們在辦理移民的同時，還簽下一份永遠不得返回印尼的切決書。回想當時，他們一家11口人搭著臺灣政府派去接收華僑的香港貨船，人和貨物只能擠在同個船艙裡，一戶只分配一個格子作為休息用，那情景就像是難民，很諷刺的是，如果沒有足夠的資金和人脈，也上不了這收容難民的貨船。

這艘登記在香港的貨船航行路線，首站棉蘭港口，第二站雅加達，第三站泗水，最後一站是錫江港口，然後一路往北，經過加里曼丹島、菲律賓巴士海峽，因為是香港貨船，依規定須在香港停留半天辦理通行文件以及運貨，然後再繼續往北抵達基隆港。他們在海上漂渡9天9夜，終於漂到了臺灣。

在臺灣生根…

客家人常被形容「硬頸」，其實「硬頸」不只是負面的固執意思，它所代表的是堅忍、不怕苦，勇於面對艱困生活的精神，不輕易向惡運低頭的表現。曾憲瓊表示，她的父親就是以客家人硬頸的精神面對所有的挑戰。民國50年，臺灣正處戰亂後經濟復甦初期，原本衣食無虞的他們，看到臺灣比他們原本居住的錫江環境還落後，不僅訝然，接著又遇到強颱來襲，大台北地區四處水患，這些都是他們從所未見的慘狀，為了移民耗盡家產，她的父親承受極大的壓力，花了2年時間尋找適合的工作，最後還是選擇他熟悉的方式，在永和市場附近開一間小商店維持生計。

雖然這些故事相片和湖口沒有直接關係，但因為曾憲瓊嫁來湖口，成為湖口人，我們透過穿針引線認識了曾憲瓊，藉著幾張相片和她滿滿的記憶、親身經歷的故事，看見時代轉變下的廣東客家民族在原鄉、在南洋以及渡臺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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