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花蓮市具備都會區的特性，客家族群的居住分布向來較為分散。然而，在主農里一帶的「有明庄」，卻成為花蓮市內客家人最為集中且緊密的聚落，展現出明顯的社區特色與文化凝聚力。日治昭和年間，20幾戶林姓、鍾姓客家人遷移到有明庄一帶，這一發展深受日本殖民政府的軍事擴張與社會變遷影響，形塑了客家聚落在花蓮地區的獨特發展脈絡。

一、日治初期的主農（Cibarbaran）部落
Cibarbaran部落，又名主農部落，位於花蓮港街南郊的阿美族傳統聚落。其傳統範圍東起南濱公園的太平洋海岸，西至中正路，西南接吉安鄉仁里橋，西北延至和平路，南以七腳川溪與里漏部落（Lidaw）為鄰，北界為自由街溝仔尾的重慶市場，東北接花蓮市清潔隊舊址。部落名稱「Cibarbaran」源自阿美族語「barbar」，意指檳榔甲葉，因該地曾盛產檳榔樹，居民常取甲葉為餐具，故名之。漢人遷入後，以諧音音譯為「屘屘」。
主農部落位於沼澤地帶，地勢低窪，長期受七腳川溪流向不定的影響，水患頻仍，居民多遷往里漏部落。日昭和8年（1933），日本殖民政府實施截彎取直工程，修築堤防，解決水患問題。此後，主農部落劃歸花蓮港街，里漏部落則隸屬平野區（今吉安鄉）。 二、地名的更迭與街庄制度的實施
日昭和12年（1937），花蓮港廳推行街庄制，將原名「屘屘」改名為「有明」，象徵地方行政體系的重組，也反映日本殖民時期地名文化的改造特性。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將有明庄改名為福安，初期分為主幹里和主學里，之後重新劃分為主農里、主學里及主和里，最終再從主農里劃分出主安里，形成共四里的行政區劃。

三、徵收機場用地，客家人遷至有明庄
 在日本殖民初期，客家移民多從南濱海邊登陸，因地利之便，初期落腳於平野區薄薄（日昭和改稱南埔，今吉安鄉仁和村、東昌村）附近，此為客家移民進入東部的重要中繼站，北通花蓮港街與新城，南抵壽（今壽豐鄉）、上大和（今光復鄉）等縱谷地區。
日昭和18年（1943），日本殖民政府為興建「花蓮港南飛行場」，亦稱「南埔機場」，[1]徵收現今吉安鄉南濱路一段、海岸路及南海一街至南海十街（今知卡宣森林公園附近）一帶，約265公頃的土地，導致該地客家居民被迫遷移。
 當時，客家人可選擇的遷移區域相當有限：東側臨近太平洋，為沼澤低地，居住條件不佳；西側為日本時代官營的吉野移民村，包括清水（今福興）、宮前（今慶豐）、草分（今永興）等地，於大正年間已遷入300多戶，土地資源有限。部分客家人嘗試跨越七腳川溪遷至北岸，但據傳遭遇南勢阿美族的反抗。推測該地為那荳蘭部落（Natauran）的傳統領域，涵蓋現今吉安鄉的宜昌村、南昌村、北昌村、稻香村、勝安村、永安村等地。此部落歷史可追溯至17世紀，範圍廣闊，且為當地人口最多的部落之一。
 在這樣的局勢下，居民開始尋找新的遷移路徑：部分人向東遷入「海邊仔」，部分人向西移入草分部落旁的下庄、新庄，或移入南埔地區。而有較多的客家人則選擇遷往東北方的有明庄。經過河道整治後，有明庄成為一處適宜居住的地區，成為客家移民的首選遷徙地。

[1] 日本人在花蓮港街一南一北興建了兩座機場，分別命名為花蓮港（北）飛行場與花蓮港（南）飛行場。一般民眾習慣將北側稱為北埔機場，南側則稱為南埔機場。南埔機場用地在戰後被改設為空軍防空學校，裁撤後轉為空軍第三後勤指揮部的南埔營區。

已故耆老林輝龍先生回憶，幼年時隨家人自苗栗遷至花蓮，最初居住於今知卡宣森林公園（今吉安鄉南海6街～7街）一帶的農舍。日昭和18年（1943），客家人約20多戶，從今空軍防空學校（裁撤後設空軍第三後勤指揮部）東側，被迫遷移至約兩公里外的「有明庄」，即今花蓮市長安街北側與中正路東側一帶。搬遷過程中，居民利用農閒時間，以人工方式將手工打造的老茄苳樹建築，一戶一戶地搬運至新址。林輝龍指出，「有明庄」的阿美族語名稱為「阿里阿給」，這也反映了當時原住民與客家人混居的歷史景象，呈現了多元文化共生的時代特徵。
 據林輝龍口述，收冬時全庄約120名壯丁被分為三組進行房屋搬遷。首先，挖空房屋基腳，並以大竹筒（桿）按45度和90度角牢牢捆緊屋角、柱角及地基橫樑。出發前，第1組負責在稻田、竹林及雜木中整理出寬15至20公尺的路線，並插竹標示；第2組清除草木，整平道路；第3組壓實路線。
搬遷過程中，一間木造房屋（約10坪）大約需要4、50人共同協力搬運。首先，將房子綁在竹筒（桿）上，固定結構後，採用2人一桿的方式抬運。每趟耗時約4小時，一天最多能來回兩至三趟，完成3間老茄苳樹木屋的遷移作業。全庄約20多戶的搬遷歷時兩個月，充分展現了居民的合作精神與耐力。搬遷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跨越七腳川溪，當時無橋，溪面寬40公尺，深2公尺，水深50公分，為搬運工作帶來極大困難。然而，全庄人憑藉堅韌與合作，圓滿完成了搬遷任務。

四、多元族群共榮的有明庄
 1940年代，由於日軍徵收土地，林輝龍家族、鍾發明家族、黃來妹家族、辛阿蘭家族等20戶受影響家庭被迫跨越七腳川溪，從南埔遷至花蓮港市南郊的「有明庄」。遷村後，原主農部落的範圍逐漸整合，形成新的客家聚落，即今日的主農里、主安里和主和里。有明庄的形成，不僅是日本殖民時期國家力量進行地方改造的歷史見證，更是客家人適應環境、重建家園的集體行動象徵。

人口與族群分布
 遷入有明庄後，客家人以勤奮耕作為主，部分則從事商業活動，迅速成為開墾有明庄的重要力量。二戰結束後，隨著人口流動加劇，客家人的遷入達到高峰。例如，來自苗栗頭份的張雲輝家族於民國36年（1947）定居於此。同時，福佬族群也逐漸遷入有明庄，形成多元的族群結構。
 現今有明庄的族群分布大致如下：長安街以北為客家聚落，福建街以東為東昌阿美族部落，和平路以南溝渠邊則為福佬聚落。根據調查，主農里與主安里構成昔日有明庄的主要區域，家族聚落集中於長安街46巷一帶，包括鍾、林、陳、羅、許（主安里）及黃（後散居至主安里和吉安鄉永興村）等大姓。雖然部分家族已將土地轉手，但多數客籍鄉親仍居住於此，勤於農作，並以中順街的主農公園及福建街的有明庄福德宮為日常聚會場所。相比之下，主和里的客家人居住較為分散，多選擇定居於街口的三角窗地帶，主要分布於廣東街與福德街一帶。
根據地方廟會活動收取「丁口錢」的記錄推估，至民國60年（1971）左右，有明庄的農家數約為600戶。這一數據來自廟宇在逢年過節期間挨家挨戶化緣的戶數統計，反映了當時有明庄客家聚落的規模與其農業社會的特徵。主農里里長劉冠宏補充說明：「福建街是以前客家的老街，現在仍然可以聽到客家話的問候，但花蓮市僅剩這一帶仍有客家聚落。主農里名字的由來與耕種相關，然而都市計畫後，客家人口逐漸被稀釋，原本占了一半，如今約剩四分之一。目前全里約有五千多人，其中客家人約有一千兩百餘人。」帶。

信仰中心與社會生活
 主農里與主安里的信仰中心是位於福建街的有明庄福德宮，逢年過節會舉辦吃會活動，冬季則保留有收冬戲的傳統習俗，為社區凝聚力的重要象徵。相比之下，主和里的信仰中心位於和平路與廣東街口的花蓮福安廟，該廟宇的祭祀對象不分福佬與客家，展現了多族群共同參與的特色。
 信仰活動不僅是宗教儀式，也反映了當時農業社會簡單純樸的生活方式。花蓮縣客屬會前理事長邱肇坤（生於1941年）回憶：「當時的農業社會生活簡單、純樸，客家人與其他族群相處和諧，彼此互相照顧，是客家最難能可貴之處。」 交通基礎設施與發展
 「有明庄」時期，交通基礎設施相當有限，主要幹道僅有福仁路（現今的福建街）。據耆老林輝龍先生回憶，遷村後，地方人士逐步籌資購買私有土地以修建道路。至民國69年（1980）北迴鐵路東線通車時，福仁路仍僅延伸至長安街與中原路口。當時，前往花蓮市的唯一道路是沿福仁路右轉長安街，經中正橋抵達花蓮市，這條路線不僅是有明庄與花蓮市區的重要交通命脈，也見證了當地社區的發展與人群往來的歷史。
 此外，有明庄西隔七腳川溪與吉安鄉相望，早期建有橫跨溪上通往東昌村的簡易木橋，因橋上牛糞多而被稱為「牛屎橋」，後來擴建為東昌橋。另一條通往南埔的「半邊橋」則後來擴建為仁里橋。這些橋樑不僅是有明庄與吉安客家人之間緊密社會與文化聯繫的象徵，也承載了當地居民的生活與互動記憶。

「鮮鮮河水尋客庄」的文化價值與未來展望
花蓮市公所向客家委員會爭取補助，規劃「鮮鮮河水尋客庄」計畫，將客家先民二次移民與扛屋搬家的歷史，轉化為可親身體驗、跨越時光的客家遷徙廊道。該計畫結合有明庄的歷史故事、文化信仰及原住民族風格，打造出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景致。
 前市長魏嘉賢表示，「鮮鮮河水尋客庄」以原住民與客家意象為主軸，反映當地族群共融的氛圍。廊道內設置7座窯燒陶板藝術牆，以人文故事呈現當地特色，包括原住民在七腳川旁的捕魚與農耕生活、豐年慶典的歡樂景象，以及客家人為生活踏上艱辛移民之路的歷程。牆面還描述了客家人與原住民合作構築石頭田，客家扛屋搬家的由來及吃苦耐勞的精神，以及象徵客家文化的「食伯公福」傳統習俗，展現了客家與原住民族群的文化融合與生活智慧。 五、小結
 從阿美族的 Cibarbaran 部落到客家聚落的有明庄，這片土地承載了族群遷徙、土地開發與文化傳承的複雜故事，成為花蓮地區多元文化交融的縮影。主農部落到有明庄的發展過程，見證了日本時代花蓮市區的土地利用變革與社會發展，為今日地方文化注入了深厚的歷史意義。雖然有明庄昔日的地景與風貌已不復存在，但作為花蓮市45個行政里中客家人最為集中的地區，它在花蓮市客家文化發展中仍具有重要潛力。近年舉辦的扛屋搬家活動，不僅喚起了隱性客家族群的文化記憶，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重拾自身歷史與文化的共同空間，為社區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 上一篇報導 更多專題報導 複製本頁連結 下一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