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儒學主導整中國思想的發展，它結合科舉制度，成了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的根本藍圖。然而到了臺灣日治時期，因為受到時代變革影響，被新式教育取代，喪失原本主流地位後，有些轉而成為遊藝或輔助學程，變成家教或私塾，有些則進入宮廟，以扶鸞的形式寄於鸞文之中。曾任英才書院教席的吳紹箕，其一生行誼，堪謂這個時代下的縮影，由他著述的《沙坪飛龍洞雜記》則是他為這個時代留下的精彩見證。

吳紹箕，譜名秀泉、字紹箕，號慶才，又號飛龍道人，享壽79歲，生於清咸豐6年(1856)，卒於日昭和9年(1934)，是清代苗栗著名的教育家。其父吳恢先是清咸豐2年(1852)捐監生及清光緒10年(1884)的封恩貢生；他出身書香門第並拜在族長前清舉人吳子光門下，滿腹學識，不只博通古今、善易經卜卦，更精通音律，清光緒10年(1884)由新竹縣儒學正堂劉鳴盛循例給充「佾生」名份(陳運棟，2001:122)。清光緒15年(1889)官民合辦的學英才書院(1889-1895)設立後，即被聘為書院教席。 當時的英才書院以培養科考的士子為主，舉凡想要進官加爵者，學儒成了唯一通道，但是科舉被廢，傳統書院亦被新式教育取代後，儒學頓被打成一門無以致用的知識。然而這對儒生們來說，卻是萬萬無法同意的一件事。在他們看來，儒學不只是升官發財的通道，更是一門經世之學，甚至是一個值得一生追求的信仰，棄之則難以為人矣。吳紹箕本著這樣的初心，在臺灣日治的時代亂流裡，逆勢對抗。

離開英才書院，他轉向更小的荒村講學，像頭屋的二崗坪、大坪等地，後來為了幫扶族親循禮規儀，建綱立常，還回到嘉盛老家成立「吟香書院」。日昭和元年(1926)左右，因兒子吳頌賢(1885-1950)被延攬為苗栗街役場書記，入主文昌廟，一家搬入文昌廟內居住，才又以「漢學園」的名義繼續在文昌廟內辦學，宣講儒家經典。但他認為，這樣還是無法扶匡濟天下，維繫中華道統於萬一，日昭和4年(1929)更打破歷史禁制，成立以未婚女子為主的漢學學院-「處女會」(或稱處女學園)，為女子接受漢學打下基礎。 這樣的努力在時代巨輪輾壓下，對他來說還是杯水車薪，所以他把茅頭對向道家廟宇，並結合「扶鸞」來達到宣揚儒學與濟世安民的目的。「扶鸞」又稱「扶乩」是一種占卜法，其儀式是神仙透過人推動一枝叫做「鸞筆」的桃枝筆，在沙盤上寫字，旁邊則有人唱出神意，另一人則筆錄之。其間仙乩與人酬唱的詩詞文章，不是勸人為善，便是教忠教孝，與儒家精神不謀而合，是以這種占法最受士子喜愛，也成為文人之間的遊藝活動，尤其在崇尚科舉的明清二代，甚為流行。(陳運棟，2002:16)

吳紹箕於日明治33年(1900)到頭屋沙坪參與沙坪莊宣善堂的開設鸞堂事宜，並積極展開「戒煙救國」行動，有人質疑扶鸞之事真假難辨，他則厲口直言：你們送弟子到學堂讀書無非為了中舉，但入讀書中舉玉帝簿冊未必有名，而開鸞堂幫玉帝救世，則比在學堂讀書更有十倍之功。後來事實證明，扶鸞戒煙的成效極佳，不過數月，便有千人之功，宣善堂自此名傳千里，北至淡蘭，南至臺中、甚至大陸漳泉之人渡海求治，小小鸞堂，人多時日以千計，少亦數百，近悅遠來，喧騰一時（陳運棟，2002:26-30）。不少宮廟也積極效法，例如頭份感化堂、獅潭頭山勸化堂、竹南積善堂、西湖修省堂、崇德堂、重華堂、樂善堂、銅鑼勸善堂等，一時如雨後春筍，成了寄存當代儒學的重要方法。

臺灣鸞堂發展，據陳運棟觀察有三次挫敗，其一是日明治32-34年(1899-1901)間，當時因為鸞堂戒煙成效極佳，使日本專賣鴨片的收入遞減，於是展開取締和鎮壓；其二是日大正4年(1915)發生西來庵抗日事件，因西來庵亦為鸞堂，故使全臺鸞堂均受波及；其三是日昭和12年(1937)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強迫「神明昇天」，於是神像被毀、宮廟組織亦遭解散(陳運棟，2002:16-17)。

然而吳紹箕在此困難重重下，仍以手稿的方式詳述頭屋宣善堂於日明治33年(1900)成立鸞堂及造善書的情形，從他留下手稿可知，這些內容有遣興、論文、對對，也有勸善、論道、講病、投藥等醫技，幾乎包羅萬象，並巧妙地把儒家神髓融入於鸞文之中，以收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之效，最終達到了他推廣儒學，用以經世濟民的理想。這些手稿，後由陳運棟為其整理於民國91年出版成《沙坪飛龍洞雜記》一書，讓後世有機會一堵當時巨儒為保存中國傳統文化而付出的心力與精神，並為後世讀書人留下一個值得景仰與懷念的範型。 上一篇報導 更多專題報導 複製本頁連結 下一篇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