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拜訪過不少跨時代的耆老，但能夠遇到一個在二戰期間，參加過日本政府組成的任何一個訓練隊或團體，且能清楚說給我們聽的耆老，那機會真的非常渺茫。此次的踏查，我還是沒有遇到這樣的耆老，但很慶幸能透過黎錦昌校長認識了周德雄和周志宏，這兩位周氏兄弟提供其父(周祖昭)於民國99年留下的一份回憶錄和相片 ，回憶錄中詳述其出生家庭的生活點滴、自幼學習的過程，以及人生的轉折點，又因周祖昭在年少時期即加入剛組織不久的臺灣青年團，所以我從那份近半數的回憶錄中，看到了活生生的日本時代青年團受訓生活。

「日本時代青年團」，日政府最初組成青年團是以培訓愛國青年、菁英為目的，所以招收對象須家庭條件好並以公學校畢業為主。但進入戰期(昭和12年，1937)後，「青年團」開始廣招家庭條件不佳，無法繼續升學或無法正常受教育的青年加入，其目的都是為作戰需要而準備，因此受訓課程以體能訓練和精神喊話為主。

回憶錄 記載，出生於日大正7年(1918)的周祖昭，原為新埔鎮九芎湖農家子弟，幼時於書房讀過1年半的漢文，10歲(昭和2年，1927)進入照門公學校讀日本書，昭和8年(1933)因家庭經濟突生變故，致使他在初等科畢業後無法繼續升學，為了不斷學，周祖昭利用晚上空檔時間到公民講習所上課，其課程以軍國主義精神教育為主，外加生活常識指導。不久青年團成立，周祖昭被選為幹部小隊長及大坪保隊長，當時青年團活動對於服務訓練工作亦是重視，期間，臺灣發生了一場嚴重的地震災害，他們被派到苗栗公館庄災區協助一星期，負責的工作是幫忙從倒塌的房屋裡挖掘家具，晚上則回到河邊搭設的帳篷休息。

昭和13年(1938)年3月，一個機緣讓周祖昭考上了國語講習所講師資格，這成為他人生的轉捩點。同年冬末，新竹州教育課指派周祖昭參加新竹州青年訓練所的南寮海濱訓練所受訓一個月，受訓期雖然在春季，但每天清晨天未亮，青年們全身上下只能穿著一條丁字褲，然後浸泡在海水裡禱告，接著又在沙灘上運動半小時，冷冽的海風不斷吹襲，全身肌肉不自覺的用力、緊縮且僵硬，隨著時間越久越疲倦，運動結束後先以淡水沖澡，然後進行早餐、升旗和10堂的精神訓話、軍事教練等課程。訓練期間對於用餐的禮節要求也非常嚴格，吃飯都是跪著且為正坐姿勢，先念感謝詞再用餐，每餐只能吃半飽，如果有魚，必須保留完整的魚骨，不可拆散。周祖昭因表現優異被指定為護旗隊長，並以第一名成績結訓，為州所認定之照門青年。第二年5月，周祖昭改派為照門公學校心得(代理教師)。

昭和15年(1940)，戰爭一天天的緊張，保甲調奉公，且為了備戰所需，全臺設立7、8個青年訓練場所，新竹州廳還來不及通知周祖昭前往青年隊受訓，他便先被派至參加11月於日本東京宮城外苑舉行的日本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慶祝典禮及祝賀宴。因此，第二年(昭和16年，1941)7月暑假，新竹州教育課以電話通知，表示花蓮青年訓練所已開闢，新竹州沒有領導人物，要周祖昭在三日內到教育科和木梨教官同往訓練地。

周祖昭接獲通知後，即刻收拾幾件簡單衣物與木梨教官會合，他們從新竹搭車到基隆，再轉乘下午5點的「貴州丸」(客貨船)，晚上在船艙裡休息因為悶熱而將丸窗打開，不料，半夜海水沖進船艙，淋得他們全身溼透。天亮抵達花蓮接待所報到後，由花蓮經吉野、初音到銅門，接著再搭交通車至銅門派出所，最後，沿著木瓜溪岸上3公尺寬的大馬路步行約20公里，於山內馬路的盡頭有條長約200公尺、高70幾公尺，兩側以大鐵絲編成網的木板吊橋，橋面舖設30公分寬的木板，當人一走過吊橋就會搖擺不定，在吊橋對岸可見山間有塊搭建三排木造營房的平地，和部分被岩石擋住但露出屋頂的營房，那裏即為花蓮的「瀧見訓練所」。

當他們抵達瀧見訓練所已是晚飯時間，周祖昭被分配在第二小隊，木梨教官則擔任該隊的隊長，當時的訓練隊全名為「勤行報國青年隊」，主要工作是開闢橫貫公路。在堅硬陡峭的大理石山壁上開闢道路，工程艱鉅，他們必須先將繩索的一頭綁在自己的腰上，另一頭再繫於樹幹上，然後拉著繩索沿著山壁走下去，再以鐵鎚、鐵鑿將堅硬的岩石鑿洞，半天的時間僅能開鑿1尺半到2尺，休工時再放入炸藥點燃炸開路形。六個小隊(共301人)分段施工，一個星期鑿不開7公尺，炸開留在原地的大大、小小岩石要推滾至山澗，有的石頭會先彈上樹梢再滾落，久久才傳來轟隆的聲響，對於當時的他們來說感覺真好玩。

在訓練所每天吃的都是蘿蔔絲、豆芽和金瓜湯三種輪流，伙食差還吃不飽，早、晚餐在隊內吃飯，添好飯需先祈禱再開動，午休時間都會播送「紅睡蓮」(雖然事隔50幾年，周祖昭在回憶錄中自述，只要聽到「紅睡蓮」這首歌，就會情不自禁的想起當時情景而流淚)。受訓期間，他們還參加了全島越野賽(強步大會)，周祖昭被選為參賽隊長，每天早上帶隊從瀧見到銅門往返跑一趟，下午休息，半個月後移師到銅門派出所，20名隊員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一日買了花生大家共食後拉肚子，於是被召回營隊醫治，第二次回到銅門獲悉憾事，有對姐妹花在山上自殺，中隊長便忠告「我們不可惹他們」。

越野賽的前一周，他們從蘇花公路到台北大直訓練所住宿練習，比賽當天共有10隊參賽，而比賽路線從臺灣神社出發，到士林、北投再回到臺北市博物館前為止，跑完這一場武裝競賽，他們滿身大汗直接躺在草地上睡了一個小時。雖然榮獲第二名，但此後周祖昭再也不敢參加賽跑了。比賽結束，他們由蘇花公路回到花蓮訓練所並準備結業，青年隊仿軍隊的進級制度，於胸前加三條紅槓為上級生，解隊時，依舊由海路回到基隆後再各自解散。

戰爭日益嚴重，送出征軍人、送軍伕的工作也頻繁，訓練青年更加緊迫，青年隊的教育甚於學校教育，所以周祖昭回到學校後，青年團訓練工作全落在他身上，每年的青年大會義務勞動工作也比學校班級工作重視，訓練查閱都由他指揮。昭和19年(1944)，美國空襲新竹時，周祖昭代理青年團長(校長)在南寮受訓，砲聲不斷，他和其他隊員以學校敕語無人保護為由要求回家，此後，學校也開始進行疏散教學，奉公工作越來越多，老師們要帶小學生搬運竹子架防空洞，周祖昭率領新埔鎮女青年到頭前溪篩石子，晚上夜宿六家公學校禮堂和教室，每天穿戴軍帽、短褲和草鞋曬得像非洲黑人，每位女青年日間的疲勞到了晚上都睡得不省人事。青年團裡的一般隊員伙食極差，幹部則是每天有肉、有點心，軍國主義階級的差別待遇，使人努力往上爬的慾望強盛。幹部食用的肉來自於新竹郡下的各鄉鎮，他們每隔一天就會送來一隻豬的瘦肉和內臟，直到戰爭結束。戰後，這些日本時代組織的青年團，也就跟著結束、解散。 上一篇報導 更多專題報導 複製本頁連結 下一篇報導